《上下求索，持以恒之》

郭元吉

　　题记：本人1937年8月16日生，福建闽侯县人，1962年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当时中国医学科学院病毒系（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前身）免疫室，从事干扰素和麻疹病毒研究。1972年转到流感室工作。1974-1975年和1983-1984年先后学习于英国国立医学研究所及格拉斯哥大学，从事流感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1984年底至2003年初全面负责国家流感中心工作。在自己近半个世纪科研和疾控工作中，确实有不少值得自己思考和总结的事。由于自己水平有限，只能谈些肤浅的看法和体会及对于一些问题的思考，惟愿自勉及勉人以求真知。 

　　  

　　长期以来病毒学研究所主要是偏向于基础应用研究。1983年成立了中国预防医学中心，1986年更名为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2002年更名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自此，疾控工作摆在了病毒病所所有工作的首位。 

　　一、乘改革开放东风，开展国际间合作 

　　国家流感中心成立之初主要搞疾病监测，流感在我国属于丙类传染性疾病，科研经费有限，防疫经费更有限，因此以流感为主题的项目很难申请到较多的经费支持。当时国家流感中心一年监测费仅数千元人民币。举众皆知，流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病毒性传染病，研究不到位、防控不及时会造成重大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在经费不足、人员缺乏、设备简陋和研究及监测手段落后的情况下，国家流感中心乘改革开放的东风，与国外有关单位开展科研和监测合作工作，一方面争取到一部分经费支持，另一方面引进国外一些先进技术和设备，逐步在我国建立起覆盖全国的流感监测网络及开展流感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把我国流感监测和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水平，一下提高到了分子生物学水平。国家流感中心能有今天，充分证实了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和正确性及必要性。 

　　二、搞好国内合作同样重要 

　　流感防控工作一方面要搞好以WHO为中心的国际间的协作，因为传染病无国界，另一方面与国内有关兄弟单位也要搞好协作，得到他们的支持，否则国家流感中心将成为一个“光杆司令”，难有作为。如在我国建立流感监测网初期，在我国南（上海、武汉、深圳）北（北京、哈尔滨、青岛）方各设三个监测点，每年他们只要了很少的经费，甚至深圳市卫生防疫站领导提出，不给也愿意参加。又如，在生态学研究中也得到了广西梧州市卫生防疫站等单位的大力支持。 

　　三、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作用 

　　基础理论在疾病监测和研究领域中的重要性绝对不容忽视。之前由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长期封锁造成我国对流感病毒分子生物学知识极度匮乏，当时不知道流感病毒基因组为负链、单股、分节段的RNA,在研究中就走了弯路耗费了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例如当时一位知名教授，在流感大流行株起源研究中，就提出了“量变到质变”的学说，即甲2（H2N2）由甲1（H1N1）亚型毒株演变而来，甲3（H3N2）毒株由甲2（H2N2）毒株演变而来，并提出了他分离到了中间型“桥株”。如，A/洛阳/3/57（H1N1）毒株为H1（H1N1）亚型与A/贵阳/1/57（H2N2）毒株间的“桥株”，结果步入了“死胡同”。改革开放后，随着流感病毒核酸测序技术的发展，清楚表明了不同亚型病毒株间不仅其核酸序列不同，同时其长短也不一样，如N1和N2核酸序列相比，不仅有许多序列不同，而且N2比N1长了45个核苷酸，也就是说，A/贵阳/1/57毒株的N2的核苷酸序列不仅与A/洛阳/3/57的N1序列有明显的差异，而且长了45 个核苷酸，此时才恍然大悟，“桥株”根本不存在。 

　　三、防控要依靠科学，不能搞所谓的群众运动 

　　无论科研还是疾控均不应搞所谓的群众运动，给不同见解的人扣上政治帽子。自1957年以来，我国全国上下均在推进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研究工作，学习苏联的模式。1968年甲3（H3N2）亚型流感暴发，那时我国正处于动乱极左思潮到处泛滥时期，有些人就大胆采用了“甲醛快速减毒法”。而另一派人更大胆采用“稀释减毒法”，如流感病毒滴度为EID5010-7，用生理盐水百倍稀释后就上人喷鼻接种，这简直是人为的在保护病毒，造成流感流行。那时，如果谁敢提出异议，就会被扣上否定群众运动，攻击新鲜事物，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等政治帽子。 

　　四、 基本的基础知识永不过时 

　　病毒分子生物学基础知识和技术固然重要，但经典病毒学知识及一些技术同样很重要。如甲型流感病毒具有“相（phase）”变异，许多年轻流感工作者就缺乏这方面知识。如1995年底-1996年初，甲3（H3N2）和甲1（H1N1）流感病毒突然发生“相”的变异，由“D相”变成“O相”即不凝集常规使用的鸡红细胞，无法对病毒分离物进行鉴定，全国简直乱了套。国家流感中心就纷纷接到全国各兄弟单位来电/函询问和请求解救办法。国家流感中心立即进行研究和分析，立刻弄清了这是由于当时流行的甲型流感病毒发生了“相”的变异，当天马上就以流感快讯形式通报全国，推出了做HA和HI测定时，应用人或豚鼠的红细胞，而不能用鸡的红细胞，一下解决了各兄弟单位的难题。表明基础知识的重要性。 

　　五、要重视一线工作和一手资料 

　　无论搞病毒研究还是搞疾控的人员，尤其有经验的同志，一定要深入实验室和现场，掌握第一手资料，才能不致于放过任何闪光点。如，1988年冬—1989年春，国家流感中心做流感病毒鉴定时，发现相同地区，在相似时间内所分离的H1亚型病毒中，其酶（N）的活性高低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对它的N进行了鉴定，结果查出了它们中有10余株其N为N2而不是N1。这个发现是国际上首次证实甲1（H1N1）和甲3（H3N2）流感病毒在自然条件下能在人群中，发生病毒表面抗原基因的重配，形成H1N2亚型病毒株。证明了深入实验室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 

　　六、有奋斗才有收获 

　　国家流感中心有今日，是我国数代流感工作者共同奋斗的结果，是撸起袖子干出来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如，为了开展流感病毒生态学研究，一切白手起家，不管寒冬腊月，还是酷暑炎夏，甚至刮风下雨/雪、深更半夜，都得奔赴各个鸡、鸭、和猪屠宰场/养殖场采集标本和调查。那时没有公务车，流感室同志都是骑着自己自行车/乘公交车来完成任务，那时也没有补助津贴。国家流感中心就是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在流感病毒生态学研究方面取得了数项国际上领先并得到公认的成果。同时生态学研究也在非典（SARS）、人间禽流感及2009年猪源H1N1流感研究及防控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这些均证实了在我国开展流感病毒生态学研究是必要的和具有重大意义的。 

　　七、遇到困难时要勇往直前，要排除困难去争取胜利 

　　在本人全面负责国家流感中心工作初期，还遇到一个大难题，负责生产和供应受体破坏酶（RDE）的产商，由于得不到应有的利润就停止了RDE生产和供应。但RDE是流感监测、科研、教学和临床诊断不可缺的一种试剂。怎么办？向国外购买，大量外汇从何而来？自己研发，一无设备，二无经验。但国家流感中心没有被这种困难所吓倒。而是下决心自己创造条件来研发。经过近两年的奋斗，终于研发出一种简便、酶活性高的RDE生产和活性测定的新工艺，解决了全国对RDE的需求。而且RDE的质量也得到大家所公认。显示出了国家流感中心同志具有勇往直前的精神。 

　　八、相信科学，坚持真理 

　　一位合格的科研和疾控工作者要依靠科学、追求真理、说真话、办实事，绝不能随波逐流，更不能弄虚作假。 

　　2002年底-2003年初，广东发生非典（SARS）重大疫情，广东省报中央，他们已找到非典是由高致病性禽H5N1亚型流感病毒引起的确凿证据。当时原卫生部和中国疾控中心就决定立刻派专家奔赴广东进行复查。很荣幸，本人被指派为主要专家组成员之一。一到广州，先听当地人员情况介绍，其证据为：将病人采集的标本接种鸡胚后会造成100%鸡胚死亡，表明病毒对鸡胚是高致病性的；在患者采集的标本中提取出甲型流感病毒M基因片段。当晚，当地工作人员就让本人赴实验室了解他们如何进行病毒分离工作，本人就立刻发现他们把接种过标本的鸡胚一律放入CO2培养箱，本人立即告诉他们此种操作是错误的，鸡胚放入CO2孵箱培养会导致CO2中毒，必然会造成100%鸡胚死亡。接着就核实M基因片段的结果，就要求他们将M基因片段进行测序，结果他们测不出。但真是一波未尽另一波又起，来自外省的两人又提出他们从5份由患者采集的血清标本中，查到对H5N1流感病毒高滴度的抗体（HI滴度均≥1280）。复查的任务又落在本人身上，在双方人员（国家流感中心人员和外省两人）共同参与下，并在统一条件下，对5份血清进行复测，结果显示5份血清HI滴度均＜10。也就是说，在关键时刻用事实阻止了非典病原研究步入歧途，为国家争得了荣誉。 

　　1997年5月我国香港特区发生禽H5N1亚型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搞得人心惶惶，谈禽色变，全世界包括WHO普遍认为它很快就会在人间引起流感大流行。同样的情景又发生了，即2013年初，在我国内地发生禽H7N9亚型流感病毒感染人事件。然而，本人根据自己数十年工作经验及自己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与众不同的看法，指出无论H5N1还是H7N9亚型流感病毒，在通常情况下均不会在人间造成流感大流行。显然如此观点绝大多数人认为是错误的，但时至今日，事实证明此看法是正确的，已被越来越多人所认可，也为全世界节省了许多防控的资金和人力的付出及没必要的恐慌。 

　　九、不能数典忘祖 

　　本人于1937年农历八月十六日出生于福建省闽侯县一个小农村。由于家庭清寒，父母和俩姐均“丁”字不识，俩哥连初小文化水平都没有，本人小学未毕业就辍学在家放牛。 

　　1949年8月福州解放，我的家得到了翻身，从而本人也滋生了上学的念头。虽然本人出生地离福州仅十几华里，但很少去过，当时是典型的一位“乡巴佬”。故1952年初只好请一位堂兄（郭元涛，已故）帮忙，带本人去福州挑选报名的学校，最后挑选了福州市私立光复中学（现为福州市第十一中学），因该校学费低，录取分数线也低，并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悠久的办学历史。报名后，接着就进行入学考试。在考试过程中还闹出一段笑话。由于本人家经济实在困难拍不起照，报名时用本人很小时候照片。当时一位监考老师走近检查时，发现考证上照片与本人长相不符，怀疑是代考人，对本人就进行了查问并让本人暂停答题。当然本人不服，他就叫另一位监考老师过来核查，幸亏这位老师年青眼力好，确认考证上的照片模样像本人，就让本人继续做完答卷。 

　　数日后，校方就公布录取名单榜，由于本人只有初小文化水平，理所当然名落孙山。但本人名字确在“孙山”外，校方在录取名单前面，列出包括本人在内的4-5名考生名字，并注明，这数位考生如能有县人民政府及以上单位证明确系贫农子弟证书，学校可加以录取。据说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有文件，学校大门应向工农子弟开放的新教育方针。最后，本人就靠着闽侯县人民政府贫农子弟证书，放下牛鞭，挑着行李走进了中学大门，重新得到了求学的机会。 

　　由于本人大哥给二伯父当儿子，三反五反时二哥被误打成贪污犯，每月16元人民币工资被停发，家里经济又遇上了困难，父母不得不又让本人辍学。本人只好含着眼泪挑着行李走出学校的学生宿舍，刚走出就被同宿舍同学（林其东）发现被拦下，他问情况后就报告了校方。当时校领导马上把本人拦下并进行劝阻，而且答应困难给以解决，而后校方免掉本人每月需交3元人民币（当时相当40斤稻子）的伙食费，使本人能顺利地读完初中，从而有机会考上高中和大学。本人大学5年也是靠政府每月15.5元人民币助学金读完。走上工作岗位后也始终得到党的谆谆教诲。以上事实充分证明了，使自己能从一个放牛娃变成一名医学科学工作者，没有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绝对无法实现的，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因此，自己会永远铭记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恩情。 

　　以下想借此机会谈些个人肤浅的认识和看法，仅供参考： 

　　1.流感为一种至今尚无法完全加以控制的，既古老又重要的病毒性传染病。因此，对它的研究和监测必须加强，不能半点松懈。人类要想完全征服它，仍任重道远，流感工作者应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准备，更不能有急功近利思想。 

　　2.流感病毒大流行株起源为世界上至今未解的一道难题，下次流感大流行会发于何时？何地？谁也无法做出明确回答。而季节性流感流行几乎每年均会发生，其危害相当惊人。季节性流感防控住了，其经验也可用于防控大流行流感。因此，平时工作重点应放在年年发生的季节性流感上。 

　　3.作为国际上第五个WHO流感研究和协作中心，应想方设法引进国际上，至今已发现的各亚型流感病毒代表性毒株，方可立于不败之地和做到有所发现有所作为。 

　　4.流感病毒生态学研究，国际只始于1957年，而我国内地始于1977年，至今均已数十年。在加强监测的同时，需我们冷静全面地思考一下，到底禽流感病毒在人流感大流行株出现中起何作用？为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人甲型流感亚型是有限的，人与禽流感病毒是来自一个共同的祖先（Common Ancestor），而不是父本与子本之间的关系？如同黑猩猩与人之间的关系。 

　　5.一般认为，人与禽流感病毒之间存在有严格的宿主特异性，这种特异性是病毒基因组（Gerome）决定的，而不是单基因（Gene）所决定的。因此，通过单基因突变研究，来揭开人的禽流感病毒跨物种间传播是否能获得答案？曾经一度认为猪是人与禽流感病毒重配的“混合器”。住香港特区的个别洋人还把中国“家”字做文章，因家字下面像个豕（猪）字，表明人与猪关系极为密切，污蔑中国是流感大流行株发源地，但时至今日再也无人信这个鬼话。猪对许多禽流感病毒不敏感。绝大多数人对禽流感病毒也具有天然免疫力。 

　　6.实践证明，流感疫苗和药物主要为保护个体，靠现有的疫苗和药物不能阻止流感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和流行。因此，加速流感病毒新型疫苗和新防治药物研发已刻不容缓。 

　　上述材料把自己近半个世纪科研和疾控中所做的事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回顾和归纳。许多事至今仍历历在目，有收获，也有不少遗憾。文中所提到的成绩是流感团队所取得，自己只是做些应用的付出。可喜的是，在那么艰难条件下，老流感人没被吓倒，而是更加坚强，砥砺奋进！为我国流感事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故想借此机会向曾经与自己并肩战斗过的老流感同志道声大家辛苦了！向曾给国家流感中心支持和帮助过的单位和个人深深致谢！预祝国家流感中心新流感人明天更辉煌！ 

　　  

　　郭元吉简介：郭元吉，男，1937年8月16日生人，籍贯福建省闽侯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技术顾问，学术委员会委员，部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卫生部流感防治专家组组长，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重大传染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实验和临床病毒学”、“中国人兽共患病”、“疾病监测”和“国际病毒学及国际流行病学传染病学”杂志编委，原国家流感中心主任，原WHO流感应急专家组成员。 

　　率先在国内开展流感病毒生态学和流感病毒分子生物学研究，在流感病毒生态学和分子生物学、流感监测、流感病毒疫苗研制和快诊方法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在排除禽流感病毒是SARS病因及1997~2006年禽H5N1流感防控中做出了突出贡献，使国家免受巨大经济损失。 

　　出版了个人专著《流行性感冒病毒及其实验技术》，为我国各地早期流感监测和防控培训了人才，主编了1992年全国流感会议资料汇编，同时参与十余部著作的编写，先后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次，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四次，北京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一次。 

 

　　2008年北京中日双边禽流感研讨会，第一排右起第六为郭元吉研究员 

　　  

　　郭元吉（左起第4位）2011年3月在WHO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挂牌仪式上 

　　  

　　1984年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病毒学研究所学习时与指导老师（Dr.U.Desselberger）及乌干达进修人员一起分析实验结果 

原文链接：https://www.chinacdc.cn/ztxm/20znzt/hy/202203/t20220303_257362.html